只要大城市肯包容,“低端人口”将会越来越少

摘要: 本文首发于“秦朔朋友圈”(qspyq2015)在一个人根本素质的提高上,城市化的过程对人的教育,甚至要比学校

08-31 16:48 首页 扯淡不二



本文首发于“秦朔朋友圈”(qspyq2015)


在一个人根本素质的提高上,城市化的过程对人的教育,甚至要比学校教育重要得多。从长远看,大城市对“低端人口”越包容,“低端人口”的数量便会越来越少。因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一部分“低端人口”变成了“中端人口”甚至“高端人口”。

 

苏清涛

 

“打仗时需要士兵,老百姓就是革命战士;需要粮食的时候,老百姓就是老乡;当城市需要建设的时候,老百姓叫建设者……,当老百姓奉献完青春和血汗后,却换来一句:‘你们是低端人群,请主动离开城市……’”这是作家呼兰胖于8月5日在微博上怒斥某些大城市“清理低端人群”的政策时的一段话。

 

上月中旬,《中国青年报》爆料了这样一则可怕的消息: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求贤村为完成“外来人口居住为零”的指标,经该村村党支部、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决定,拟从8月份起对外来居住人口包括大棚、饭店、小吃部和各种服务店面及外来打工人员等,一律进行单月收费制。具体收费方法为 “大棚每人每月交2000元;门脸、饭店每年交5000元,每人每月交1000元;外来居住人口每人每月交2000元。”违反者将被强制搬出。

 

虽然大兴区政府在官方微博上澄清,所收费用将用于加装村内供电设施、增加保洁力量等公用事业,但要注意,这可不是一次性收费,而是“每月2000”“每年5000”“每月1000”,么高的收费,换做普通白领也承受不起吧,何况这些农民工?

 

诚然,绝大多数在一线城市的外地人都觉得“生存不易”,因此,大家都很容易对号入座或自嘲为“低端人口”。但从整顿棚户区、群租房和地下室及落户政策来看,在一线城市受到制度性歧视的“低端人口”显然特指这些摆地摊做小买卖的、住在城中村的外地人,也可以理解为“农民工”。

 

“清理低端人口”的一个目的是解决城市病,可是,“低端人口”既买不起房也买不起车,因此,他们既不会哄抬房价也不会制造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说他们制造城市病,真是太冤了吧?

 

别一遇到问题就拿“低端人口”开刀,别忘了,如果把“低端人口”都赶走,中端人口将没地方吃早餐、没地方补鞋,高端人可能请不起保姆!等高端人口也因为生活服务成本太高而被逼走的时候,受到影响的就是税收财政和公务员的工资啦!

 

更何况,在大城市生活,也是“低端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政府根本没有权利剥夺人家的发展权!

 

.宁肯在外撞墙壁,不肯在家修地球

 

四年前的夏天,我在人人网看到有朋友发了这么一段话:

“今天来拆空调的两个小哥让我感触很深,大六楼的什么防护措施没有就从窗户跨出去,然后接一个猫挂双立臂拉上了放空调的格子。移动空调机的时候好几次都差点儿踩空掉下去。就因为这,最后给他们60块钱搞得我心里都有点过不去。小伙子非得在北京干这个,难道回老家务农什么的不是更安全一点吗?这时候脑海里就突然想起昨天看到的一句,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到血汗工厂打工是因为回去以后面对一个更血汗的农村。小伙子干这种血汗工作可能也是因为老家的迷茫,困惑,无力掌控,看不到未来,让他觉得比从6楼摔下去更疼吧。

 

当时,在这段话的下面有条回复是:装空调者说。确实,“农民工之所以愿意到血汗工厂打工是因为回去以后面对一个更血汗的农村”跟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的“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是何其相似啊。

 


诚然,用“血汗”一词来形容农村的生活并不恰当,但在相当多的人眼里,农村的生活比城市的“血汗工厂”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则是千真万确的。

 

他可能是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或快递员、搬砖工,只有在大城里才能攒到足够养家糊口、供孩子读书的钱。如果城市的政策硬把他赶回农村,他面临的可能是老婆提出离婚、孩子读不起书,或者是迫于生计而走上违反犯罪的道理;这样,他的下一代以后就还只能是农民或者被城市排挤的“低端人口”。

 

也就说,“清理低端人口”的后果可能是,在全社会范围内,“低端人口”的数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相反,如果大城市能给他提供容身之处,他把挣的钱回馈给家庭、投入到孩子身上,那这个家庭就还有翻身的可能——不要在一味地强调“阶层固化”,只要孩子有读书的机会,跳出原有阶层的希望总是有的。

 

我曾经在一家类似于富士康的台湾工厂里面上过一年班,当然,没有在生产线上,而是在工作“相对比较轻松”的办公室;但就是这个“相对轻松”的工作,在忙的时候,我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我都这么惨,那生产线上员工的工作节奏可想而知了。在这种大型制造业工厂里面上班,你可能一年四季都用不着买除内裤和袜子之外的衣服,因为你一直得穿工作服,对男孩子来说可能还无所谓,但对喜欢打扮的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件相当残忍的事情。

 

还有个传闻,一个女孩子去苏州的某电子厂应聘生产线员工,因为化妆过浓而被拒绝了,那台干对她说:“我是担心你脸上的脂粉把我的无尘室给污染了!”(手机和电脑的屏幕,都是在无尘室里组装的)话是没有错,但这么赤裸裸地说出来,是很伤人的。有朋友曾经概括过,“在台资企业里面当生产科长,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每天不停地骂人;在里面当工人,首先就要学会挨骂。”根据我的观察,他概括得简直太恰当了。

 

但偏偏就是这些每天“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挨骂”,得不得尊重的“低端人口”,竟然在厕所的墙上写了一句“宁肯在外撞墙壁,不愿回家修地球”。我想起了郑智化在《老幺的故事》里面以一个矿工的儿子的口吻写的一句歌词:“命运是什么我不懂,都市才有我的梦。”

 


大城市,代表着“低端人口”的梦想、希望,只有在大城市,他们才有可能改变命运。而希望,比一切都重要。

 

.只有在大城市,“低端人口”才有条件变成“高端人口”

 

2013年4月份,去北京出差的时候,我去见了下在北京打工十多年的舅舅,那次见面,让我感慨颇深。

 

我舅舅是在2000年前后离开老家去北京的,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工作不好找,干过很多杂活儿,厨师、快递员、保险代理人等都干过,后来在望京一带开了个手机电脑维修店。一家四口人蜗居在朝阳区某个城中村的一个很难见到阳光的小房子里,这个房间,既是他们的卧室,也是厨房,同时,还是两个孩子做作业的地方。并且,有时候我舅舅还会把客人交的电脑手机带回家里修(经常忙活到十点以后),所以,这个小屋子也是他的办公室。那年,我舅刚41岁,但已经谢顶了,看得出生活负担很重。

 

不过,这些都是表象。他们一家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这是他那些还留在农村或小城市的兄弟姐妹们是无法比的。

 

虽然是亲舅,但因为从小就接触少,加之已有14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在北京见他之前,我会担心“有隔阂”“聊不到一块儿去”。没想到的是,我们聊得很投机,他知识面很广,心态也很年轻。他在不久前还跑过马拉松。四十多岁了还跑马拉松,这让我这个不到30却很少运动的外甥感到很羞愧,我现在每晚坚持跑45分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我这个舅舅的激励。

 

看到这个只有初中学历,并且之前也未干过电子相关工作的舅舅竟熟练地拆解苹果三星的手机、HP的电脑,我很惊讶很好奇又很崇拜地问:“你是怎么学会修电脑的?”他舅说:“网上下个教程学啊。”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那时,我正打算从制造业转行进入媒体,一直担心自己既没有专业知识又没有经验无法胜任,但舅舅给我的启示是“只要肯静下心来学,永远别怕年龄大或底子差”。所以,我就敢于大胆地去投简历了。

 

我舅舅还比较有远见,他在北京还没有对汽车限购之前就买了两辆汽车,弄了两个车牌,现在,有一辆已经很破了,他就一直闲放着,只为了先把那个车牌屯着。要是换成一个急功近利的人,估计早就将另外一辆车和车牌卖掉“套现”了。

 

我舅妈既卖保险也给我舅舅的维修店帮忙,虽然经济上拮据,但从言谈举止中能感受到她的乐观,完全没有其他还在老家的妯娌的那种抱怨。她偶尔还跟我舅舅调情,当着我的面,能看得出她过得很幸福。如果她一直没出来,留在老家的话,可能四十岁就被视为“中年妇女”了,还怎么可能调情?

 

大女儿是在老家生的,但四五岁的时候就被带到北京了。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上初二了。她很兴奋地跟我聊学校里的一些乐事,她说自己喜欢漫画,希望以后自己能出漫画作品。这让我很羡慕,她在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有自己的目标了——我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还混混混沌沌,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毕业三年后才搞清楚)。

 

我觉得,这个孩子的“目标感”,跟她“从小在大城市长大”脱不了干系。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这样一个片段——王强:“成东青,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成答:“天安门。”然后旁边的一群同学都笑了(那时,大多数人都想去美国)。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这里也笑了吧。但我没有笑——小时候的我,也跟成东青一个样儿:小学时,我只听说过两所大学——庆阳师专和甘肃农业大学(前者是我们市里唯一的大学,后者是省城里的“知名大学”);初中时,我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军校(尽管叫不上名字),因为听说不用交学费......并且,我是直到上高二的时候才知道复旦原来在上海。不得不说,我的起点要比这个表妹低得多。设想一下,如果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去北京打工,并把我也带进去成为京城“低端人口”中的一员,那我肯定不至于这么无知吧?

 


我问表妹,她这样住在城中村的孩子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还是跟北京本地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她说是后者,并且还搬出“人人生而平等”来强调了一下“同校”的必要性(我直到上高中之后才知道“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以前京城有新闻报道说,如果让外来农民工的子女跟北京土著的孩子同学,前者会在比较中产生自卑感,但我这个表妹却丝毫没有作为“低端人口”的自卑——我想,这大概与她在刚有记忆的时候就来到北京有关吧,如果是10岁之后才到北京,可能是另外一番光景吧?

 

说到家里的居住条件时,这孩子跟我表决心:“我以后一定要好好挣钱,让我爸妈住上大房子。”暂且抛开她以后能不能在北京买房不论,她一个“女孩儿家”这么小就想着回报父母,这份心让我很惊讶——要知道,她还在老家的那些堂兄表兄,都还在等着爸妈给自己买房娶媳妇,甚至,结婚后依然啃老的大有人在。

 

跟这个孩子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爸妈住上大房子”形成截然对比的,有两个例子:1.她在老家的一个堂姐(也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舅舅的女儿),却在结婚后住进她爸妈刚买的自己还没住的房子赖着不走了,她爸妈临时住几天,她就把锁子给换了。现在,她们小家庭住在新房子里,全额出资购房的父母仍然住在简易的小黑屋。2.她在老家的表哥,也就是是她的姑妈、我的姨妈家的儿子,自己开着路虎,却拒绝为母亲支付赡养费。而他以前买路虎的钱,有一大部分就是他妈给的。

 

此外,还需要补充的是,她在老家的堂/表兄弟中,已解决有两个人进过监狱了。

 

虽然他们都是我外公的后代,血缘关系特别近,但在根本素质上却差距天上地下,我觉得,最关键的原因便在于,在北京的这个表妹素质更高是因为她“在大城市长大”。我舅舅家的这个故事,可能是个案,但因为“对照组”的数量太多,我又不得不怀疑,这种对比其实是很有典型性的。

 

大城市的包容性,让农民工有机会在收入水平、视野、精神状态、下一代的成长环境等多个层面完成“城市化”;即便是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返乡,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回去之后做生意,竞争力也会比从那些从来没有出来过的人强。像我舅舅这样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比较低端,但他们依然在通过奋斗“往上走”,这样,他们的子女以后就有机会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相反,假定我舅舅从未出来过,子女未能在城市化中接受教育,那他们沦为“低端人口”就可能是大概率事件。结合前面提到的那些霸占父母房屋、自己开着路虎却不给母亲赡养费的案例看,这种“低端”,不仅是技能和从事的职业低端,而更可能是根本素质上的低端、甚至是道德水准上的低端。

 


前段时间,有一些朋友咨询孩子填高考志愿的问题,我给出的建议都是“先城市,再学校,然后才是专业”。实际上,在14年前我自己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也对身边的一些同学说:“宁可在好城市上一个稍微逊色一点的学校,也不在一个很普通的城市上一个好学校。”观点可能不完全对,但这些年来我总的感受是,在一个人根本素质的提高上,城市化对人的教育,甚至要比学校教育重要得多。

 

所以,如果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对“低端人口”更包容,让“低端人口”及其子女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接受教育,可能要比在普通城市多开几个211院校的价值还大。从长远看,大城市对“低端人口”越包容,“低端人口”的数量便会越来越少。因为,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一部分“低端人口”变成了“中端人口”甚至“高端人口”。


首页 - 扯淡不二 的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