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康定,漂浮在历史烟云中的那些关键词

摘要: 到达康定并不难,难的是深入康定的内心。康定的内心叫打箭炉。

10-03 18:29 首页 安多黑牦牛


【情歌】

     康定为人所熟知,多半是因为《康定情歌》。历史上,一出康定南门折而向西,就被汉人称为“出关”。即使今天,康定以西的世界依然可以和高寒壮阔、古道经幡等约略画上等号。

资料照片 康定城

   在相沿成习的表述里,把今天的藏族地区分为卫藏、康巴和安多三大地理文化区域。这种表述尽管也充分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比如称“卫藏法区,康巴人区,安多马区”,但重点大都停留在强调其作为藏人的内部一致性上。康巴异于卫藏之处,不止在饮食、服饰甚或体征,也不在它重人文甚于佛法,而在于它在历史上形成的在世之人(土司)和出世之人(喇嘛)相结合的独特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使得康区获得了和卫藏相较而言既相关又独立的政治理论,因为卫藏地区是以圣人政治为主要理论支撑的。康区的独特性,一方面来源于“藏彝走廊”这种区域性地理特征的形塑,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历史互动的结果。

【土司】

   历史上,整个康区大大小小的土司数量接近四十,最出名的是明正、德格、巴塘、理塘四大土司,康定明正土司更是号称土司之领袖,管辖范围包括今天康定县全境,以及周边五个县的部分或全部。明正土司据称源自北方,辗转经后藏地方最后到达康区木雅地区,成为部落头领,公元一二五三年迎降元世祖忽必烈,受册封为土司。此后,明初接受太祖朱元璋招抚,清初主动到盛京请求投诚,民国初年积极配合尹昌衡大军西征,一九五〇年又率先向到达康定的解放军部队敬献哈达和牛羊。可以说,土司的终极政治权威总是以中原王朝的册封、认可或授权为依托,也就是萨林斯(M.Sahlins)等人一再强调的,一个社会总是试图寻找权力的外部来源。

  资料照片 康定城街

  但这还不是事物的全貌。如果把康区政治结构比喻成一把圆规的话,土司是其中的一条腿,那么另一条腿就是喇嘛,缺少了任何一方,康区社会就像个独腿巨人一般无法站立。这个至为重要的启发,来自于末代明正土司的孙子甲拉降措。在我初次拜访他的一年之后,他就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九岁。

一九〇二年,末代土司甲宜斋(号敬亭,藏名甲木参琼拍)继承了前土司、也是他的兄长的土司职位。

   甲拉降措先生对我这样以学术为名的拜访者看来毫不陌生,第一次就递给了我一份打印稿,是他自己撰写的关于明正土司家族源流和近百年身世的材料,并表示这已经是他知道的全部了。 每次见面时,甲拉先生手指间都挂着一串佛念珠,一本藏文经书摊在面前的桌子上,我们交谈的间歇,许多时候甚至是交谈的同时,他都拨着念珠,口中念念有词。甲拉先生表示自己退休之后已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强调明正土司固然是一代代传下去,但每一代土司也必定有一个兄弟前往西藏出家当喇嘛,回来之后主持家庙金刚寺。康定有句老话,叫做“拿起铃铛是活佛,放下铃铛是土司”,说的就是土司家族兼具两种身份。历史上土司隔几年就要去北京朝贡一次,但土司自发去西藏朝圣的次数也很多,土司在自己辖区内还支持修建了大量的寺庙。

     资料照片 明正土司宫殿一角

【打箭炉】

   到达康定并不难,难的是深入康定的内心。

 康定的内心叫打箭炉。

   打箭炉是康定的原名,最早见于汉人文献记载是在《明实录》。今天的康定人提起打箭炉的来历,必定是众说纷纭:一是附会成诸葛亮南征孟获的时候,遣人在此地造箭而得名;二是源于藏语发音“打折渚”,而打折渚又有三解,其一是打曲(亚拉河)和折曲(折多河)二水汇流的河谷之意;其二是销售优质丝绸的河谷;其三是山巅经幡下的河谷。争论从未平息,未来也势必不可能有定论,实际上,和我漫无边际地摆过“龙门阵”的康定土著,不管是汉人还是藏人,都承认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自有它的合理之处,因为这些说法结合起来,正反映了康定本身的复合性:孔明造箭表明汉人文化的影响,经幡则是藏传佛教东渐的象征,二水汇流是它的本地自然特性,销售丝绸则形象地说明了打箭炉从命名之日起,就是作为汉藏贸易地点而出现的,本身已经是文明汇合的产物。

资料照片 甘孜

  到了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的努力基本见效的清代末年,出于旌表功绩的目的,才把打箭炉改名康定,取“康区大局底定”之意。换句话说,康定不过百年,而打箭炉至少在五百年以上;康定是由外力强加的,打箭炉是本地认知外部世界的产物。

【锅庄】

   打箭炉的生态特征显示出它清晰的二元结构。正如前面所说,它的西部也就是关外,是高寒苦绝之地,没有康人的牦牛配合,汉人入藏几乎寸步难行。同样,因为海拔太低的缘故,藏人们也固执地相信他们自己和牦牛都无法久居在打箭炉以东的地方,比如雅安、成都等地。这种二元结构决定了康人对生存和相处模式的基本设想,那就是汉藏人群各安其事,而他们相遇——同时也是茶马贸易——的地点就是打箭炉。打箭炉历史上著名的“锅庄”也就应运而生。

资料照片 理塘

   锅庄由本地康人经营。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四十八家锅庄主也就是明正土司手下的大臣和贵族们。锅庄兼具客栈、仓库和交易所的功能,关外来的客商(包括康、藏)住宿在固定的某家锅庄,他们和锅庄主之间有一定的亲朋或乡谊关系。客商带来的土特产品,并不直接售予汉人,而是交由锅庄主代为寻找主顾;他们也不直接向四川茶商购买他们最需要的茶包,而是由锅庄主代为办理。康、藏客商如果缺少现金的话,锅庄主甚至可以提供信用担保,等待来年再来偿付。

资料照片 丹巴

  这就出现了一种有趣的贸易形式,交易双方并不直接见面,不论是定价、称量或是款项交付,所有的交易环节都由锅庄主居中完成。更为特殊的是,康、藏商在打箭炉期间的一切住宿、饮食、牛马饲料等全部免费,锅庄主甚至还要提供节庆时的丰盛宴饮。锅庄主的收人主要来源于汉族茶商给予的提成,也就是售卖茶叶总金额的4%,俗称“抽头”。康定本地人士认为,这种不均衡的贸易模式,可能来自于打箭炉开市时康熙皇帝的一道谕旨:

  税银不取于彼,就我国商人征之。不可专以税额为事,若立意取盈,商贾不至,与禁止何异?此项钱粮不多,勿以此注念。须图好名,稍有优处,人即称颂。

这一番话,规定了长达数百年的汉藏贸易的道德模式。也就是说,帝国主导下的茶马互市,是表达帝国内部等级性的一种手段,而非意在“取盈”;到后来的以边茶叶交换关外土特产时期,也成了民间贸易所自觉仿效的模式。就此而言,经济贸易并非纯粹理性领域的事情,而是和道德、政治以及文明间关系高度相关。

【乌拉】

  在锅庄之外,康区另一项可堪玩味的历史现象是“乌拉”。土司依托自己属下的千户和百户,动员普通百姓及其耗牛、骡马组成庞大的交通网络,运送汉人官员及军队进出藏区,称为乌拉。乌拉的组织形式十分复杂,不但涉及不同土司、百户辖区间接力递送的衔接问题,就管理大批牦牛的技术而言,也并非一件易事。康人视牦牛为祖先,为神畜,爱之如亲人,特别善加管护。乌拉驮队所经之处,神山、圣湖随处皆是,康人必须虔诚念经兼做各种仪式,才能安抚沿途神灵得以顺利通过。

资料照片 炉霍

  因此,乌拉既是康人协助汉人入藏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成为康人向汉人寻求协商与谈判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乌拉还是确认族群认同的一把标尺,民国年间康区盛行“蛮不支蛮差”的说法,也就是说,乌拉只能支应给汉人官员兵士,而不会提供给同为康人的其他土司贵族,即使他在当时的川边政府身居要津。

    由于川藏公路开通,今天的田野工作者已经无法观察到乌拉运输的盛况,但是考察乌拉现象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生态因素区隔开了汉人和藏人的距离,但是乌拉将之结合起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锅庄现象,贸易本来是汉藏两个族群实现交融的有效方式,但锅庄又看似将他们区隔开来。将锅庄与乌拉两者结合起来考察,我们将清晰地看到,在打箭炉这个汉藏接触的前沿地带,本地生存智慧里充满了对于族群结合模式的辩证法。这个辩证法既确保了汉藏关系的维持不辍,又维持了舒适的社会空间。

  (按语  阅读郑少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三联书店2016出版),仿佛重回到历史的昨天。本书为我们细致入微地剖析了康区的文化特质与历史脉络,为我们呈现出了康区本地人对历史的理解与想象。这里撷取的是作者片语,引领诸君分享书中精华,诚恳推荐朋友们阅读原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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